音樂表演作為一種藝術行為,就算最有經驗的音樂家或研究學者,也未必能領悟其中的奧秘,常常只是依靠傳統及直覺來尋找答案。近些年來,隨著科技的發達與跨學科研究的盛行,音樂表演研究正成為國際學術熱點之一。
本刊有幸邀請到三位中國音樂界同行,他們在音樂表演研究領域各領風騷,可以說具備國際學術視野、站在中國音樂表演研究的前沿。楊健是上海音樂學院教授,較早提出將計算機可視化音響參數分析引入音樂表演研究,發表了眾多的相關論文,并開發上線了 Vmus.net 平臺,被中國學者應用於音樂表演可視化研究。杨健與周全合作翻譯的《劍橋音樂表演理解指南》(上海音樂出版社 2018,國際著名音樂表演研究專家 John Rink 主編)為中國音樂界帶來了音樂表演研究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。周全是中央音樂學院教授,主要致力於研究西方 18、19 世紀音樂的表演歷史及現代鋼琴家的演奏風格特質,發表有眾多的中英文學術論文與著作。高拂曉也是中央音樂學院教授,主要研究音樂美學和音樂表演理論,發表眾多学术論文及著作《音樂表演藝術論》(2018)、《音樂表演專業論文寫作基础》(2018)。
此次三人提交的論文也是各具特色,為我們提供了音樂表演研究的全面視野與不同路徑。
杨健的文章全面介紹了當前國際學術界關於音樂表演研究的現況,即歷史表演實踐、分析與表演研究、心理學實證方法以及表演科學等多重路徑的交匯推進,並梳理了音樂表演研究在中國與國際學界的發展脈絡,指出進入 21 世紀以後,音樂表演研究逐漸呈現出兩條相互關聯的發展路徑:一條偏重人文藝術,更強調人文闡釋、歷史語境與藝術實踐;另一條偏重科學實證與應用轉化。兩者在持續的相互借鑒中呈現出新的融合趨勢。全文提供了眾多的中外文音樂表演研究經典文獻,可為讀者,尤其是有志進入音樂表演研究學術領域的學者們,提供參考。
周全與其博士後王祺共同完成的論文,其研究對象是已有很多研究成果的《黃河鋼琴協奏曲》。該文獨闢蹊徑,結合政治史、音樂史、國際關係史與音樂分析等跨學科視角,重新審視《黃河鋼琴協奏曲》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的特殊地位,關注了一個長期未被系統解釋的問題:即該作品在“文革”時期高度排斥西方音樂語境的背景下,如何既能在國內獲得高度政治正當性,同時又迅速進入西方主流交響樂體系並被廣泛演出與錄音。最為有趣的是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,以 1970 年的廣播及 1972 年的電影為核心材料,通過對音樂表演的影像解讀,認為這兩套製作遠非單純的音樂記錄,而是精心編排的革命表演活動,通過“戲”的呈現,將音樂會轉化為革命精神的表達,確保藝術徹底服務於政治宣傳。該文雖然立足於音樂分析,但本質上討論了“表演—政治—傳播”三者交叉的問題。可謂是:老作品,新方法。
高拂曉與其博士後吳蝶蘭共同提交的論文則選擇“新”作品為研究對象。奧地利作曲家彼得·阿布靈格自 1998 年以來持續創作的《人聲與鋼琴》系列作品,雖在中國知之者不多,但代表了一種新的創作理念與音樂哲學,作曲家、表演者與聽眾間的關係被重塑,樂譜代表的不再是音樂的形式,而是一種“有待被組織的聲音”,而表演成為作品音樂性的唯一實現途徑。文中選擇並逐一論述的三個例子,通過表演實踐為語言與音樂間的重疊與相斥創造了可能性,從創作概念、技術手段到演奏要求上都體現了將表演詮釋中心化的思維,表演的性質也因此而轉向一種現象學式的體驗過程:作為“聽到”的表演闡釋,成為主動的文化實踐和意義創造過程。
本刊希望以這樣一组各具特色的音樂表演研究文章,引起中國音樂學界對音樂表演學術研究的持續關注,並期待有高質量的相關學術研究文章投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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